概述
安德森医疗服务利用模型（Andersen's Behavioral Model of Health Services Use）由社会学家罗纳德·安德森于1968年在芝加哥大学卫生管理研究中心的报告中首次提出。它最初旨在解释以家庭为单位的医疗利用，后来改为以个人为单位，成为公共卫生和社会工作领域使用最广泛的医疗利用分析框架。它表明，利用医疗服务不仅是因为生病，也是个人特征、资源与制度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
三类因素
- 倾向因素（predisposing）：在患病之前就已存在、影响就医倾向的特征，包括年龄、性别等人口学特征，教育、职业、种族等社会结构特征，以及对医疗和疾病的态度与知识等健康信念。
- 使能因素（enabling）：使人能够或妨碍人利用医疗的资源，包括收入、医疗保险、固定就医机构等个人与家庭资源，以及当地医务人员、设施和交通等社区资源。
- 需要因素（need）：医疗利用最直接的原因，分为本人感受到的症状与健康状况（感知需要）和医生诊断的疾病与残疾（评估需要）。
一般而言，需要因素对医疗利用的解释力最强，倾向与使能因素则造成是否利用及利用多少的差异。
模型的发展
- 第一阶段（1968）：三类因素依次影响医疗利用的基本模型。
- 安德森—纽曼模型（1973）：在外层加入卫生体系特征（政策、资源、组织）和社会决定因素（技术、社会规范），并按服务类型区分利用。
- 1995年修订模型：加入外部环境、个人健康行为和健康结果（感知健康、评估健康、消费者满意度），并设置结果反过来影响各因素的反馈环。安德森认为该模型对评估医疗可及性仍然有用。
公平性评价与应用
安德森认为，如果医疗利用主要由需要因素和年龄、性别等人口学因素解释，就是公平的可及；如果收入、保险等使能因素或社会结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，就是不公平的可及。因此该模型常用于健康不平等研究和医疗保障政策评估。
- 研究实例：老年人门诊与住院利用、长期护理保险使用意愿、慢性病患者的医疗利用、移民和残疾人未满足的医疗需要分析。
- 局限：因素过多，各研究选取变量的标准不一，且对社会关系、文化和医疗提供者影响的解释不足。在规划健康行为改变时，常与PRECEDE-PROCEED模型等其他框架结合使用。
参考文献
- Andersen, R. (1968). A Behavioral Model of Families' Use of Health Services (Research Series No. 25). Chicago: Center for Health Administratio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Chicago.
- Andersen, R., & Newman, J. F. (1973). Societal and individual determinants of medical care utiliz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. Milbank Memorial Fund Quarterly: Health and Society, 51(1), 95–124.
- Andersen, R. M. (1995). Revisiting the behavioral model and access to medical care: Does it matter? Journal of Health and Social Behavior, 36(1), 1–10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