概念与背景
安全困境由国际政治学者约翰·赫兹（1950）命名。在没有中央政府的无政府国际体系中，各国必须自行保障安全，因而扩充军力；他国无法确知其意图，只能以同样的措施回应，结果所有国家都比原先更不安全，形成恶性循环。历史学家赫伯特·巴特菲尔德（1951）几乎同时指出，由于彼此无法看透对方的内心，这种“绝对困境”甚至会把怀有善意的国家引向悲剧性冲突。
为何是困境
- 意图的不确定性：防御性武器也可用于进攻，而当下的善意未必能延续到将来。
- 对相对收益的担忧：对手军力的增长被视为本国的相对削弱。
- 螺旋模型：一方的措施引发对方的反制，进而导致更大的措施，助长军备竞赛和危机。
于是，追求安全的理性选择在集体层面产生了非理性的结果。由于合作对各方都有利、却因担心被背叛而难以实现，安全困境常被拿来与囚徒困境相比较。
杰维斯的攻防平衡
罗伯特·杰维斯（1978）用两个变量解释困境的强度。
- 攻防平衡：若技术和地理条件有利于进攻，先发制人的诱惑增大，困境加剧；若防御占优，则困境缓和。
- 攻防可区分性：如果能区分防御性与进攻性武器，国家就可以只采取防御态势来传递善意。
进攻占优且无法区分的世界最危险，防御占优且可以区分的世界最稳定。这一论述成为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基础，格雷泽（1997）进一步指出困境的强度取决于关于对方动机的信息。
案例
-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：列强相信进攻占优（“进攻崇拜”）而展开动员竞赛，使危机演变为战争，这是代表性解读。
- 冷战核军备竞赛：连导弹防御也被视为可使对方报复能力失效的进攻性措施，因此1972年《反弹道导弹条约》（ABM）对防御系统加以限制。
- 东亚：围绕韩国部署“萨德”（THAAD）的美韩与中国的认知分歧，以及海洋主权争端中的海军扩充竞赛，常以安全困境框架加以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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缓解办法与批评
建立信任措施（CBM）、军备控制条约、军事演习事先通报和相互核查、以防御为主的军事态势等被视为缓解困境的手段。布斯和惠勒（2008）认为，从对方立场思考的“安全困境敏感性”以及信任是超越困境的关键。把传统的以军事为中心的安全概念加以扩展的讨论，可参见综合安全。另一方面，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批评说，国家往往确实怀有扩张意图，“源于误解的冲突”这一解释被夸大了；建构主义者则强调威胁认知本身是在身份与互动中形成的。
参考文献
- Herz, J. H. (1950).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. World Politics, 2(2), 157–180.
- Butterfield, H. (1951). History and Human Relations. London: Collins.
- Jervis, R. (1978).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. World Politics, 30(2), 167–214.
- Glaser, C. L. (1997). The security dilemma revisited. World Politics, 50(1), 171–201.
- Booth, K., & Wheeler, N. J. (2008). The Security Dilemma: Fear, Cooperation and Trust in World Politics. Basingstoke: Palgrave Macmillan.